•   近日的国会辩论,我比较注意的是两个相关性的课题:幸福指数和考试存在意义。前者由工人党主席提出,后者是教育部长针对国会教育委员会询问所作出的回应。

      刚巧最近有一名家长向我述说了他所收集到的小学学习实况,他表示不愿意让他4岁的孩子在这个年龄加重学习,却又感觉到受到“威胁”,因此正在仔细思考移民的可能性。这名家长一脸的苦恼与无奈神态,让我感到很不安。他和家人在这个阶段应谈不上幸福感吧。

       今年8月,台湾的林佩蓉教授受邀前来本地参加一项有关教育政策的座谈会,她在会上介绍了台湾幼教政策制订的历程——台湾政府负责整体规划,通过民意调查、研究规划、各界代表咨询座谈、一系列公开听证会,促成政策形成、制定、立法、执行与滚动修正流程。从1997年学界率先发起倡导,2005年至 2010年各方积极投入,2011年幼教整合政策终于出台。这样的历程令人惊叹!这样的做法到底是耗时低效还是深谋远虑,我想可从未来政策落实后所产生的影响来界定。

      教育是立国之本,不论是品格或知识技能的传授,都和教育息息相关。教育,广义而言,也包括了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和社会各不同层面的教育。

       1999年为培养本地的企业家而推出的21世纪企业家项目,其中企业界成立的委员会就提出教育改革的重要,政府也相应地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调整。1979年 至1999年的20年内,世界经历了万变,我们的教育虽然也有些改变,但始终是以零星状态进行修订,根本谈不上教育改革。我们需要分辨改变 (change)和改革(reform)的不同,不能随意通用。

      改革的意思是将现有的加以改进使之变得更好更有意义,具有进步性和深入性,是一种提升。改革可以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或两者兼有,视国情而定。我们则早已习惯本地教育政策的制订是个从上而下的决定,1979年的教育大改革是这样,之后大专教育的离离合合也是如此。

       今年我们提“教改”,前提应该是必须了解哪里不理想或出了问题,以期达到最大的提升而进行教改。因此,对分流制、考试制、第二语文、欠缺创意、品格式微;各个阶段学校教育的接轨;家长和社会教育的角色;其他和我们教育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如芬兰的思维和教育实效等等,是否需要进行全面及彻底的比较、反思和辩证,然后才能规划出一个深入性、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教改?这并不是由一些家长、教育相关人士参与的会面交流会,或由个别人士提呈建议就可以了事的。

      比较、反思和辩证需要的基本条件,是必须了解社会整体是否视这样的历程有价值。若获得肯定,我们必须愿意给予时间,除了鼓励专家学者进行相关研究,也可通过各种管道征集各方意见进行分析,最终才做决策。记得1988年政府曾经成立了由前总统王鼎昌领导的文化和艺术委员会,经过文化和艺术领域人士的积极参与讨论和辩论后,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“艺术文化报告书”,为以后10年的新加坡艺术文化发展开启了新景观。教育的改革难道就无法仿效这样的历程来进行吗?

      在谈教改时经常都会浮现家长课题。教育部长在最近的谈话中提到家长不喜欢压力大的考试如小学会考,但却没有家长向他提出要废除考试。正因为政府对人才、对成就的界定向来以学业成绩和收入为标准,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价值熏陶,社会整体早已以此为准绳而不足奇,因此教改首先要打破的就是这个“定律”。

      要破除对分数的迷思,就必须挑战考试的概念。想象我们推行在18岁前不考试的结果:家长无需争进名校,无需为分流和会考倍受压力,有更多时间享受天伦之乐;老师可以做到少教多学;学生为求知而乐学,为被包容而有自信和尊严。当新加坡不再是个以淘汰为主轴的社会,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与包容时,或许我们可以更接近幸福,那名忧心忡忡的家长或许就不必为是否要移民的问题而苦恼。我满心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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