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的国会辩论，我比较注意的是两个相关性的课题：幸福指数和考试存在意义。前者由工人党主席提出，后者是教育部长针对国会教育委员会询问所作出的回应。
刚巧最近有一名家长向我述说了他所收集到的小学学习实况，他表示不愿意让他4岁的孩子在这个年龄加重学习，却又感觉到受到“威胁”，因此正在仔细思考移民的可能性。这名家长一脸的苦恼与无奈神态，让我感到很不安。他和家人在这个阶段应谈不上幸福感吧。
今年8月，台湾的林佩蓉教授受邀前来本地参加一项有关教育政策的座谈会，她在会上介绍了台湾幼教政策制订的历程——台湾政府负责整体规划，通过民意调查、研究规划、各界代表咨询座谈、一系列公开听证会，促成政策形成、制定、立法、执行与滚动修正流程。从1997年学界率先发起倡导，2005年至 2010年各方积极投入，2011年幼教整合政策终于出台。这样的历程令人惊叹！这样的做法到底是耗时低效还是深谋远虑，我想可从未来政策落实后所产生的影响来界定。
教育是立国之本，不论是品格或知识技能的传授，都和教育息息相关。教育，广义而言，也包括了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和社会各不同层面的教育。
1999年为培养本地的企业家而推出的21世纪企业家项目，其中企业界成立的委员会就提出教育改革的重要，政府也相应地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调整。1979年 至1999年的20年内，世界经历了万变，我们的教育虽然也有些改变，但始终是以零星状态进行修订，根本谈不上教育改革。我们需要分辨改变 （change）和改革（reform）的不同，不能随意通用。
改革的意思是将现有的加以改进使之变得更好更有意义，具有进步性和深入性，是一种提升。改革可以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或两者兼有，视国情而定。我们则早已习惯本地教育政策的制订是个从上而下的决定，1979年的教育大改革是这样，之后大专教育的离离合合也是如此。
今年我们提“教改”，前提应该是必须了解哪里不理想或出了问题，以期达到最大的提升而进行教改。因此，对分流制、考试制、第二语文、欠缺创意、品格式微；各个阶段学校教育的接轨；家长和社会教育的角色；其他和我们教育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如芬兰的思维和教育实效等等，是否需要进行全面及彻底的比较、反思和辩证，然后才能规划出一个深入性、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教改？这并不是由一些家长、教育相关人士参与的会面交流会，或由个别人士提呈建议就可以了事的。
比较、反思和辩证需要的基本条件，是必须了解社会整体是否视这样的历程有价值。若获得肯定，我们必须愿意给予时间，除了鼓励专家学者进行相关研究，也可通过各种管道征集各方意见进行分析，最终才做决策。记得1988年政府曾经成立了由前总统王鼎昌领导的文化和艺术委员会，经过文化和艺术领域人士的积极参与讨论和辩论后，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“艺术文化报告书”，为以后10年的新加坡艺术文化发展开启了新景观。教育的改革难道就无法仿效这样的历程来进行吗？
在谈教改时经常都会浮现家长课题。教育部长在最近的谈话中提到家长不喜欢压力大的考试如小学会考，但却没有家长向他提出要废除考试。正因为政府对人才、对成就的界定向来以学业成绩和收入为标准，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价值熏陶，社会整体早已以此为准绳而不足奇，因此教改首先要打破的就是这个“定律”。
要破除对分数的迷思，就必须挑战考试的概念。想象我们推行在18岁前不考试的结果：家长无需争进名校，无需为分流和会考倍受压力，有更多时间享受天伦之乐；老师可以做到少教多学；学生为求知而乐学，为被包容而有自信和尊严。当新加坡不再是个以淘汰为主轴的社会，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与包容时，或许我们可以更接近幸福，那名忧心忡忡的家长或许就不必为是否要移民的问题而苦恼。我满心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