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知道在新加坡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教育在不声不响中被当成商品，还日趋普遍。在会考成绩公布那刻，正是商业注册学校炒作的好机会，学生个人小照附上会考成绩，大字说明优异成绩来自该校的课程和教学；不久前的一个电视时事节目更访问了同学，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成绩的进步是上了课后补习班的结果。如果社会大众和政府对教育是不是一门生意并没持一个立场，商业性操作的学校，用商品行销的伎俩，设法赢得他们的客户——家长和学生的信心，进而乐意购买他们的产品——报读课程，也无可厚非。
即使是体制内的学校也不知从何时起，受商业运作和管理的影响，视家长和学生为顾客，以打造品牌的气势和策略塑造学校。 凡此种种都为了保持生源甚至提高收生率，争取优越的排名，那也可以理解。然而，这所衍生的后果和影响，却令人担忧。学校、老师和家长、学生变成了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关系。权利和利益摆在前头，发生争议时，教育部就要扮演消费者协会的角色了。孩子成长所仰赖的校园和家园的伙伴合作，起了根本的改变。
在自由市场的前景下，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和疑问，耐人寻味。学生成绩优异是补习的绩效，那还需要到体制内的学校吗？岂不是多浪费金钱和时间，不符合生产力概念。还是有些科目在学校上，有些到补习班上？体制外的学习如果更能符合孩子的学习属性，那体制内的学校哪里没做好？学生的好成绩是功在学校老师还是补习老师？有意从事教育的是当体制内老师还是补习老师（听说月入过万元）好？
在允许收费多元化下，学校出现了档次之分，这种现象在没有政府直接资助的学前教育中尤为显著，因此课程和师资素质的差异在所难免。对于进不了高档门槛的大多数孩子和家庭来说，尽管政府提供了各种的辅助，从教育机会均等的角度看，仍然是一大缺憾。随着教育集团的出现，进行连锁经营兼大事收购，教育已被打开了缺口，正面对经济效益的逐步渗透。教育市场也就充斥着各种学位和文凭、左脑右脑、多元智能、心算、速读、记忆等琳琅满目的课程学习，让对孩子学习和成长基本所需不甚了了，又急于望子女成龙成凤的家长趋之若鹜。
21世纪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格局和面貌吗？这是一个从下到上，各个层面，人人都应自问并自审的严重课题。教育关系到国民的素质和元气，左右着国家能走多远，对于地小又欠缺天然资源的新加坡，更是个影响深远的元素。主宰教育的机制更不能陷入商业化的思维，因为在成本的考量下，许多教育根本的条件如师资训练、师生比例、行政支援、弱势孩子等都会被忽视或抑制。
芬兰人的竞争力在世界上是佼佼者。从1972年起担任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长达20年的 厄基·阿侯（Erkki Aho）认为，教育在芬兰今日的成就中起了关键性作用，其中教育的核心价值是“一个也不能少”。阿侯说对人口大国来说，放弃一两百万人或许不会有什么损失，但是只有500万人口的芬兰，必须好好照顾每一个小孩，一个都不能放弃。这种远见和关怀是将教育商业化的人所没有的。
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芬兰进行了激进的教育革新，目标是达到高品质的全民教育，让孩子都享有同等受教机会。执行上做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：高度辅助的学前教育；九年的免费教育；有效的经费体制；非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，让学校和老师有自主权。以教育经费的投入，即使是在 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经济衰退时，政府的预算中还增加了教育和研发经费。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重视，确实是全力以赴，即全面又彻底，没有臣服于成本，更别说把教育当生意来经营。
21世纪已过了10年，我们不只在教改上没有针对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做连贯性、整合性的思考，反而对教育商业化持过于放任的态度，迷失在教育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生产价值中。长此下去，会削弱对教育根本功能的把握，离仰赖教育脚踏实地、贯彻地增强全民素质和能力的目标更远。
在进步的文明社会里，教育、慈善和医药是不可、也不应商业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