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时正加入马来西亚，读华校的我要读马来文；脱离马来西亚后，我已在中学，又读了两年马来文。我和异族 的接触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环境。我住的那一条小街只有一户住板屋的马来家庭，童年看过他们举行的马来婚礼，至今印象仍相当鲜明。最常的接触则是晚上到街口的街边小吃摊买印度炒面和马来鸡汤面，因常看印度大叔炒面，每个步骤熟记在心，只是没机会去实践。当1964年发生种族暴动，我还在小学，只记得当天校长通知学生立即离校，我的校车司机是马来人，跟车的是广东妈姐。他们俩时而向车外指指点点，马来车夫那天走的不是平常的路线，时而进入一条街，又设法转头，不知走了多久，我终于被送回家。一路上只觉得车夫和跟车妈姐显得焦躁。如果要我说出一个童年印象深刻的、象征多元民族的记号，那就是四支手臂交合成类似 “井”字、代表四大民族团结的标志。很长一段日子，在媒体和公共场合还能看到，不知何时它就消失了，但始终留在记忆里。
这些止于对饮食服饰的点滴印象，说不上对他族文化有什么深层了解。实际上，大多数人对他族的了解也只是在饮食、服饰、 语言和宗教名称的辨别层面而已。例如，很多人在小贩中心和朋友分享各族美食时，会用吃了鱼丸面的筷子去吃马来卤面或印度罗惹，分不清印度罗惹摊主是印度回教徒，也不了解“哈拉”的意义，以为没有动过猪肉的筷子就能用来吃马来或印度食物。这些看似生活小事，却经常发生，但若继续对他族信仰不予尊重，缺乏敏感，对发展种族和谐相处是种阻力。我就曾提醒搭桌吃饭的一对夫妇别用筷子去吃印度罗惹，得到的回应是：不要紧，他们没有看见。另一次是一家人和我搭桌，爸爸提醒孩子别用吃叉烧饭的叉去吃马来卤面。这位爸爸还向孩子解释为什么不可以。这个孩子以后就对其他民族的饮食禁忌有了认知，也会注意他族朋友的习俗。
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需要深化，去了解为何有饮食禁忌，他们对生命的看法和价值观等等。最后我们会发现许多文化的深层部分，即生命的价值和世界观有许多共通之处。已故戏剧家郭宝崑曾将多元文化比喻成树林，其枝叶和根部是交织和相通的，也因为文化在这个层次上交错交流而体现多元文化之美。要进入这个层面，我们的多元文化社会就必须在跨文化的工作上多努力。
90年代中，还任公职时，到雅加达出席一个国际文化会议，会议后的欢送晚宴上，宾主不免来些余兴节目，往往令新加坡官员深感头痛。唱马来歌，有马来西亚代表在场；唱印度歌我们又不会，唱英语或华语歌曲在这种国家文化盛会上又显得底气不足。我随机应变，建议上台唱一首华语版的印尼民歌《哎哟妈妈》。刚开腔没两句，印尼文化处长疾步上台，和我同唱起来。结束时他向我了解华语版内容，很满意地说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印尼情歌。当下新加坡代表获得如雷掌声。我认为主人的欣喜是因为感觉到客人认识他们的歌曲。当外族朋友尝试唱我们熟悉的《Chan Mali Chan》或《小人物的心声》时，我们也会发出会心微笑，备觉温馨，因为接收到他族尝试接近我们的文化的信息。
要做到跨文化，我们需要支持翻译工作，帮助我们认识欣赏他族的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、歌曲等。期待每个人都能掌握他族语文是不实际的，通过翻译增进对彼此深层文化认识是可能和可行的，其中又以歌曲最容易拉近距离。中国在解放初期为了争取东欧和亚非国家的友谊，大量译唱许多各国民歌。喜爱民歌的老牌华校生到菲律宾、韩国、罗马尼亚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印度、印尼、澳洲、加拿大、苏联等国，都可以用华语唱上好多首当地民歌，使当地居民感觉亲切。
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在90年代曾办过一次民族儿歌工作坊，通过翻译介绍华、巫、印族的传统儿歌，其中马来儿歌多能弹唱，音乐性也特强，内容涉及孩子的生活和游戏，非常丰富。当华族小孩能用英语和马来语唱出同一首儿歌时，我想马来朋友会很高兴的，正如华人看到会弹古琴的印度学生时，激赏之情不在话下。
跨文化的翻译工作需要很多资源，民间力量很难推动，因为出版没有足够的市场来支持。国家可以在这方面考虑持续性地投入资源，确认一些范围如文学、歌曲等，通过翻译和推广，促进各族的深层文化沟通。这方面的工作曾经推展，但都过于零星，好多还是配合某些活动而出现，仅一次性而已。我们需要的是较有规划地展开跨文化的工作。有那么一天，在社区活动场合，我们都能唱同一首歌，只不过唱的语言不一样，那种感觉是很好的。有那么一 天，我们都能说出各族群中重要的文学艺术人物，对彼此文化的认识算是更上一层楼了。
种族的和谐绝非理所当然，而要不断苦心经营。如果有一天我们都不在意总理是什么肤色、文化、宗教背景，那么我们的社会真的是种族和谐的，大家都能在共同问题上理智地超越民族文化宗教了。这是我们立国的原则和目标，还须不断努力前进。